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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聖女的救贖

12.04.2011, 小說, by .

如果要談論「聖女的救贖」,就一定要談到「嫌疑犯X的獻身」。所以呢,沒有兩本都讀過的人不要點進來唷~

熟知東野圭吾的人應該都知道,東野筆下有兩大名探:一是加賀恭一郎,另一位則是湯川學。因為日劇化順序的關係,知道湯川學的人似乎反而比前者還多。看東野圭吾的作品映像化,有個特點,算是優點,也可算是缺點。就是在看映像作品時,不會有違和感。並不會像看其他人的作品時,有種"金田一耕助不該是這樣吧?"的感覺,也不會有"明智小五郎確實就是如此!"的想法。東野的筆法,老是讓我覺得人物感很薄弱,無法有明確的想像。所以看到阿部寬演加賀,以及福山雅治演湯川後,很自然地認為這兩個傢伙就是長這樣,之後再看小說作品時,也可以很自然地用這些演員們的形象來想像。東野的作品之於我便是如此,算是我喜愛的作家中唯一的一個特例。

閱覽近年來東野作品的譯作的書序,可以知道一件事:東野雖然出道已久,但直到「嫌疑犯X的獻身」才算是大紅。讓我很喜愛的「惡意」與「秘密」在一般讀者心中似乎並不算是大作。「嫌疑犯X的獻身」是伽俐略系列首篇長篇作品,取得了大眾文說的最高榮譽-「直木賞」。(算是最高榮譽嗎?)雖然如此,我還是對於這部作品無法有太大的認同。系列作的第二部長篇「聖女的救贖」,同樣地也無法引起我的共嗚。

嫌疑犯最大的問題在於:石神對花岡的感情到底是什麼?是愛情嗎?我想應當不是。如果可以為了愛情,或是對於花岡母女在他企圖自殺時帶來的救贖而去殺人,也未免太可笑了。人類真的可以為了保護帶給自己喜悅與溫暖的人而去進行殺人行為嗎?雖然實例上因著此種關係而遂行的犯罪行為不少,但大多都是在肢體或社會關係的衝突中所引發的「憤怒」與「衝動」,而招致不幸的結果。要像石神這般冷靜地進行第二個殺人事件,再使用第二個殺人事件留下的證據來模糊第一個殺人事件留下的證據,實在是太令人難以接受了。

相對地,再拉回本作「聖女的救贖」來看,也同意有不合理之處。有什麼人會在一年前結婚的時候,就預先佈置好殺人機關的?然後再花一年的時間來防止殺人機關的發動?而且想殺的還是自己決定嫁的男人?這兩部作品的詭計都很優秀,可是同時也都脫不了本格作品的毛病:實際上沒有人會為了這種動機去殺人,或實際上沒有人會使用這麼麻煩的方法去殺人。

如果作家只能搞出一些犯罪手法匪夷所思的作品,其實也無妨。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本格派」。讀者們閱讀本格作品,為的是謎題的合理性、創新度以及最後自行破解或遭作家告知真相時的爽快感。帶動新本格浪潮的島田莊司,有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有時他的謎題搞得太大,導致解謎時必然得加入一些意外的元素,用以說明為何表徵會如此地不可思議,導致謎題是如此地難解。比較起來,綾辻行人雖然我很不愛,但至少不會導入這麼多的「意外」。

東野的作品在創意方面,我覺得在「惡意」時算是最巔峰。殺人行為僅算是犯罪的前導作業,犯罪者的最終目的再利用犯罪行為與證據包裝起來,算是非常優秀的實驗性作品。只是很遺憾,這部作品雖然在許多推理迷中大受歡迎,市場上與一般讀者的反應卻不能說非常好。結果呢,搞了部X,翻紅了。後面又搞了這部聖女,市場反應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不能接受是囉。

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差異是如此之大,導致有些點子用在日本的作品中時,常顯得格格不入。如果說石神的對花岡父女的情感,真的足以讓他願意犧牲自己,換來這種結果。如果說真柴綾音真的深沉到足以在結婚之前,就預先佈置下這個隨身可以發動的殺夫詭計。那這個日本社會也未免太病態了。至少不是我的認知中的那個日本社會,或說東方社會。

簡言之,東野這兩部伽俐略長篇作品給我的感覺是:就跟出道作「放學後」一樣,對於人性有著錯誤的解析與演譯。

人類的感情與思緒,應當沒有如同東野在這兩個作品中描述地如此灰暗、如此深沉、如此地不將他人的性命當作一回事。為何一定要將角色設計成這種樣子呢?我們這些推理小說迷(或是說只有我自己也成),總是希望在作品的最後,得到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畢竟現實中已經有太多太多讓人不快的殺戳與利益操作,無時無刻地在發生了。如果連娛樂性讀物帶給我們的結果都是如此,那生活還真是令人感到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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